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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相关商品热度飙升 热播剧为啥能成“带货王”******

　　《狂飙》火了。这部反黑题材的电视剧自播出后口碑炸裂，收视率一路狂飙，剧中相关商品也热度飙升：安欣警官破案用的电脑品牌引关注，剧中的美食肠粉、猪脚面火出圈，剧中关键角色高启强的“成功秘笈”《孙子兵法》更是成为电商平台销冠……热播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可见一斑。

　　这些年，随着电视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一部剧带火一件商品、一个景点乃至一座城市的例子屡见不鲜。当年《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带火临潼火晶柿子等陕西美食；《安家》热播后，上海老严包子铺的原型门口排起长队；《梦华录》热播让人们对象征传统文化的汉服和茶饮心向往之……一些敏锐的商家抓住热点，借势营销，赚得盆满钵满。这是很多品牌绞尽脑汁搞花式营销、主播们坐在直播间讲上一天也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热播剧为啥能成“带货王”？作为最贴近大众的文艺形式之一，影视作品具有强大的溢出效应和传播效应，能够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从而带动文化产品和一般商品的消费热潮。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播出多平台、收看多屏幕的时代，一部电视剧的播放量动辄百亿次，抵达人群之广、产生辐射力之大不可小觑。

　　影视作品拉动生产消费大有文章可做。用好热播剧的带货力无疑是消费市场捕捉流量、挖掘存量的关键一招。如何让电视剧更好地为消费市场再添一把火？在这方面，影视工业更为成熟的国家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比如，韩国电视剧就是通过有意识地策划，为韩国的旅游、服装、化妆品、食品、手机等行业带来巨大品牌溢出效应，使这些产业获得更大市场空间，电视剧不仅输出了韩国文化，还培养了“韩国制造”的消费市场，达到两全其美的传播效果。

　　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也开始有意识地为民族产业“代言”。不过，一些电视剧一味急功近利，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创作上，也未深入研究如何更巧妙地与消费市场结合，过度植入或“硬”植入广告内容，让消费者的观剧体验大打折扣。这些剧尽管因为满足了品牌方的广告宣传需求而获利，却因剧情拉胯而翻车，品牌最终也没有获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如果作品本身是浮夸的、空洞的，观众就很难认同剧中植入的价值理念，更不会为其想带的“货”埋单。

　　作为文化产品，电视剧的真正意义不仅是创造多少收视率、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狂飙》之所以能成为“带货王”，关键是引发了大众的情感共鸣，有令人可亲、可信、可感的人物形象作支撑。润物无声更能深入人心，靠剧情打动吸引观众，这样的“带货王”才有更广泛持久的影响力。（经济日报）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